第一财经日报:沉浮在娱乐化漩涡中的相声

  一段相声在进入正题前常会有一小段引语,开个小玩笑,抖一两个小包袱,行话管这叫“垫话”。侯耀文(侯耀文新闻,侯耀文相声,侯耀文说吧)、石富宽二位过去经常使的一个垫话,说的是晚会报幕员业荒于嬉,平时不练功,结果上台张嘴就出错,把“笛子独奏”报成了“独子笛奏”,或者把“盛大文艺晚会”报成了“盛大文艺碗饭”。

 
 
 
 
他们的意思是,人们常有这样的误解:只需说两句话背两句词儿的工作是最简单的,就比如报幕员之类没有技术含量的差事。

  其实相声本身又何尝不会遭此误解。两个人往台上一站,不用化妆,不用配乐,你一言我一语说开去,说到了笑料处,观众自然就乐了,好像也不难。持有这样观点的人过去不多,过去相声被公认为一门国粹级别的艺术;现在听相声的人少了,传统的渐渐失去了魅力,新题材的相声又少,所以越来越鲜有人去欣赏它的艺术性,只觉得可替代的娱乐活动还有很多——注意“娱乐”二字,相声和其他一大批戏曲曲艺艺术一样,在式微多年之后已经被冷酷地降格了。

  我常跟人说,别因为有了郭德纲(郭德纲新闻,郭德纲音乐,郭德纲说吧)就看不起那些似乎业已老去、多年鲜有新作的演员。我们现在把郭德纲和他的剧团认同为娱乐业的重要一员,别忘了上世纪80年代崛起的那一代相声演员,他们做着本质上娱乐大众的事,出发点却不尽是娱乐。娱乐是容易的,而以姜昆(姜昆新闻,姜昆相声,姜昆说吧)、赵炎、侯耀文、石富宽等为代表的相声演员走的是一条坎途,或可称之为“载道”之途。新相声有鲜明的道德指向,有显而易见的政治符码,演员自觉不自觉地担负起一些演员之外的身份,有的类似“青年导师”,有的类似“政治宣教员”。这些使命的出现基于的技术背景,是由侯宝林大师在1949年后领衔完成了净化工作后的相声语言,基于的社会背景则是“十年动乱”结束后,人民激发出万象更新。

  现今不明事理的“钢丝”厚今薄昔、数典忘祖成风,这些庸人庸见不是因老一辈“不争气”而滋生的,而是相声被“娱乐业”吞并后无可避免要面对的可悲命运。娱乐业运转的套路就是拿大量表演艺术之外的东西掺和进艺术本身,就是有一分实力要卖十分吆喝。一个演员刚有了点小名气,他的血型、星座、相貌特征、婚恋状况、私产情况以及相关的助威团招聘、“粉丝报道”就随着海量的信息发布填满了人的注意力,对一名演员旗帜鲜明的“支持”(首先是“支持”,其次才是“喜爱”)意味着在第一时间拥有了“粉丝”的名分——可别小看这名分,娱乐业的机器一旦开动,它能让一个连个笑话都说不利索的人都飘飘然起来,自以为懂得了相声的真谛。

  被娱乐化理解的相声不可能因为某个人的走红而获得新生,相反其前景更加迷离扑朔。眼下的现实造成了三种后果:其一是艺术被庸俗化地理解,当人们摒弃旧人旧作,把郭德纲的名字与“相声”画上等号以后,衡量相声高低的标准就被单一化,仿佛只有像郭那样表演才叫相声了。其二是让人产生相声易说的印象,“钢丝”们挂在嘴上的话就是“那么多当年的明星现在都干什么去了?一个郭德纲就能把他们全干倒”,许多人甚至没有仔细品味过郭德纲的基本功,只是因“可乐”而叫好,因“钢丝”名分的自豪感而叫好。其三,也是最致命的一点伤害,就是一种错置的具体感导致的荒谬认识:他们被看作一批没有充分主动地批判、揭露、挖苦过社会现实的相声演员,一批蝇营狗苟,一心只为将来加官进爵的渎职笑星。

  这种儿子抽老子耳光的伤害令人寒心,而驱使这些无知儿子的主凶之一就是娱乐机器,后者鼓励传谣、揭短甚至人格侮辱,它鼓励人去挖艺术以外的东西,去占有大量信息充当“知识”,因为它根本不屑于去维护艺术的纯正价值,它只以制造新时尚、吸引新眼球为能。被娱乐化认知的艺术造就了一批狂妄轻浮、没有欣赏和思考能力的“粉丝”,他们不明白侯耀文、姜昆那一代人的追求与郭德纲有云泥之别,不可以随意比较;他们留下的那些携带了时代特征的作品,休说同样拥有相声本身的艺术之美,而且今天“钢丝”对郭的追捧,都与当时的人民对相声由衷的欢呼不可同日而语。毫不夸张地说,他们表演的是温暖人心的相声,是深深领会了时代需要之后产生的相声,是背负着无法甩掉的使命感,在一个受限重重的方向上寻找到突破口的相声。今天有庞大的造星机器、宣传机器撑腰的演员,没有权利蔑视上一辈人白手起家的努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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